A股为何突然“易涨难跌”？答案藏在“大国复利”里。
“五一”小长假之前，上证指数重返4100点。自2025年10月以来，大盘已经悄然在4000点之上运行了7个月。上证指数在2024年一季度曾下探至2600点，从2600点到4100点是一段接近60%的反弹。
“股市未必是经济的晴雨表，但一定是社会预期的晴雨表。”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院长王文所说，2023年二季度到2024年三季度，上证指数长期在2600点到3400点之间徘徊，长达多月的股市低迷，多少受了“中国见顶论”悲观论调影响。
A股从2600点到4100点的反弹之旅，也伴随着“中国见顶论”烟消云散。事实上，中国经济在“后疫情时代”经历住了中美贸易战、俄乌战争、美以伊战争的考验，也经历住了房地产下行、消费下行、投资信心不振的考验。
在多重压力下，中国经济表现出了“基础稳、优势多、韧性强、潜力大”等特征。中国经济向“实”向“新”，它是制度定力、治理效能、人力资本、产业根基、开放协同、风险防控等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也孕育着股市长期向好的动力。这也正是“大国复利”的力量所在。
社会预期从悲观到积极
A股从过去几年的易跌难涨，转变为最近数月的易涨难跌。攻守易形的背后是什么？
受美以伊战争的影响，上证指数3月份一度跌破3800点，月度跌幅高达6.51%。不过，大盘在4月份迅速回升，月度涨幅5.66%，上证指数再度收回4100点。
反观大盘在2024年一季度的2600点寻底之时，上证指数月线此前已经“六连阴”，大盘在空头面前毫无抵抗力。与中国股市下行相伴随的是，海外媒体、智库等刻意制造的焦虑，有海外媒体在2023年下半年曾专门推出“中国经济放缓”专栏，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中，以部分事实错误推论中国经济在中长期见顶，对中国投资者信心产生较大冲击。
当时流行的悲观看法大致集中在几个层面：一是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GDP的比例达到20%—25%，房地产萎缩之后中国经济中长期失去动能；二是政策拒绝“大水漫灌”式刺激，信心缺失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；三是外部环境对中国不利。
但事实证明，中国经济在“后疫情时代”逐步告别房地产依赖。房地产开发投资在过去的四年中大幅下行，2025年更是同比下行17.2%，但中国经济稳住了5%的增速，表现出了基础稳、优势多、韧性强、潜力大的特点。
王文表示，中国房地产对中国GDP贡献比例已经下降至10%以内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、日本1990年房地产危机，中国经济2024年和2025年仍保持5%的稳健增长。
那么，谁来填补房地产投资开发下行的空白？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，新质生产力在快速成长。数据显示，2026年一季度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1.2%，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.7%，实现2025年全年下降3.8%的“由负转正”。
中国没有“大水漫灌”，但精准施策。一批“十五五”时期高技术产业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工程正谋划推进；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加快，“两重”项目开工建设也在有序推进，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。这些向“实”向“新”的投资正在填补由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行留出的空白。
今年一季度，中国经济交出了亮丽的答卷：5%的GDP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前、一季度进出口总额首破11万亿元、从“新三样”到“人工智能+”等新质生产力均有亮眼表现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，PPI结束了41个月的下降态势……
“大国复利”为中国股市托底
在房地产失速等短期阵痛面前，中国并没有急于“大水漫灌”，而是精准施策，既防止粗放式发展，也稳住了经济增速。
王文在其所著的《新战略机遇：迈入2035的中国与世界》一书中表示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国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六大核心因子的协同累积，让“大国复利”效应全面释放，呈现“领域覆盖、效应倍增化”的特征。
一是制度定力的复利：政策连续性的“利率保障”。政策的“不折腾”是复利的核心。从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到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”，从“脱贫攻坚”到“乡村振兴”，从“创新驱动发展”到“新质生产力培育”，从“十四五”规划到“十五五”规划无缝衔接，形成了“长期目标—中期规划—短期落地”的政策闭环。这种连续性，让每一项政策的效果都能持续累积，而非“推倒重来”。
二是治理效能的复利：风险防控的“风控屏障”。大国复利的关键是“不亏损”。中国始终将风险防控摆在突出位置，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、社会动荡等“本金减值”事件。尤其是2017年以来，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，规范影子银行，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。
另外，从社会治理效能看，中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，化解基层矛盾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保持了社会大局的稳定，这种稳定，让企业敢于长期投资、居民敢于消费、形成“稳定—投资—增长—更稳定”的正向循环。
三是人力资本的复利：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“资本升级”。人力资本是大国复利的“核心资本”，其增值效应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。
四是产业升级的复利：从工业体系到新质生产力的“资本增值”。产业根基是大国复利的“物质载体”，中国的产业升级不是“另起炉灶”，而是在原有工业体系基础上的持续迭代，形成了“产业集群—技术突破—规模效应”的复利链条。
五是开放协同的复利：从融入全球化到引领多边合作的“外部红利”，对外开放是大国复利的“外部放大器”。中国的开放不是被动融入，而是主动布局，实现了“引进来—走出去—共发展”的复利效应。
六是生态民生的复利：从绿色发展到共同富裕的“社会增值”。绿色发展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，更催生了绿色产业的崛起，带动了新经济增长点。政府通过税收、社保、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，缩小收入差距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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